早晨，听着音乐看完了美国作家E•B•怀特的《夏洛的网》。合上书，轻快、明亮的《无心快语》还在手机里欢快嘹亮地响着，我的脑海里忽然想到，我最近做的作文辅导不正像是剿丝工人在抽丝、印染、织布、做衣服吗？

    我们知道，一匹丝绸的织成要经过，种桑树、养蚕、剿丝、纺线、织绸等过程，而我们的作文教学不正像是剿丝、纺线和织绸的过程吗？

    学校中的作文教学不需要种桑树和养蚕这两道工序，因为学生在过去的生命历程中已经拥有了他自己的积累，只是教师不能无视或否认这些生命历程的存在，让蚕宝宝因吃到有害的桑叶而不能成长或因方法不当而将它们“蒸”死在蚕室里。

蚕是一种出了名的多变的动物，这很像儿童的思绪。在好的年成里，所有的蚕子都能孵化成小蚕，结出的好茧多得不得了，而坏的年头却令人大失所望。所以，教师在作文教学过程中必须要把握学生的心理发展和教育规律，摸准儿童的脾气，让他们的心灵能结出好茧。

作文教学的第一道工序是：剿丝

    剿丝，就是将泡在水的蚕茧挑出线头，拉出丝线。这个过程必须要在烫水里进行，蚕茧只有在烫水煮泡中，才能充分舒展开，使纺织工人能挑出织布的丝线来。

    这个烫水煮泡的过程就像我们开始上课时的情景创设。一个良好的情景，能让学生的思绪充分打开，并积极地参与到教学环节当中。这种情景中的气氛越热烈越好，就像剿丝必须要在高温下进行一样。

我在课堂里常常给学生们讲搞笑的故事，这些故事都能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使他们快乐、积极、充分地进入到我为他们创设的教学情景当中。

实例1：

红烧肉

 

    有个领导要检查一所监狱的情况。监狱长经过了一番准备后，又把犯人们召集到操场上，说：“大家听着，明天有领导要来我们这里检查，大家一定要积极表现，争取宽大！表现好的吃红烧肉，表现不好，没得吃！”监狱长说完后，就跟犯人们约定，领导来的时候，他一咳嗽，大家一起鼓掌，他一跺脚，就停止鼓掌……

    第二天，检查情况的领导出现在监狱门口。监狱长一咳嗽，犯人都开始鼓掌。领导看了，很满意。

    接着，领导又走到其他的地方，发现这所监狱不但管理井井有条，犯人也很文明，心里很满意。

    接着，领导又跟随监狱长朝食堂走去，当他走到食堂门口的时候，突然里面闪出一个人来，站到他的面前，“啪！啪！”两声，就给了他两个巴掌，高声说：

“你不想吃红烧肉了吗？”

 

实例2：

暑假家中的一件事

 

    王小明是个很聪明的人，但是有时候他就太聪明了。

那是在暑假里的一天，他从街上回来，发现家里的小花猫衔回了一只大鸟。他仔细一看，只见小花猫衔回的是对门小红家的鹦鹉。鹦鹉在小花猫的嘴里已经没有了气息。

小红家的鹦鹉，可是她姑姑从美国带回来的洋鹦鹉，不但长得漂亮，而且很会说话。每次他到小红家玩的时候，总是夸她家的鹦鹉聪明，会说话……可是，现在它已经死了！

这可怎么办？买一只鹦鹉赔给小红吧，她肯定不答应；赔钱吧，不知道这只洋鹦鹉要多少钱！王小明躲在家里急得团团转。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王小明的爸爸、妈妈快要回来了。如果这件事被爸爸、妈妈知道了，不知要挨他们多少骂。王小明心想，自己的事情一定要自己解决。想着想着，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王小明找到了那只死去的鹦鹉，把它拿到卫生间里洗了个澡。然后，又用吹风机把鹦鹉的羽毛吹干，最后他还用摩丝把鹦鹉的羽毛理顺。做完了这些工作以后，王小明就爬上阳台，一看周围没人，他就跳到了小红家的阳台上，把手里的鹦鹉放进小红家的鸟笼里面。他把鹦鹉固定在鸟笼里的架子上，好像是鹦鹉在打瞌睡似的……

王小明回到家后，心里就好像放下了一块石头，开始了做暑假作业。

不一会儿，小红回来了，只听见她唱着歌进了家门。王小明放下了手里的笔，竖起耳朵听隔壁的动静。突然，他听见小红尖叫着高喊：“救命啊——救命啊——”

王小明一听，赶紧打开门跑出去。只见小红也从对面的门里跑出来，惊慌失措地说：“真，真是吓，吓死我了——昨天，我家的鹦鹉死了，我把它扔进了垃圾箱，没想到今天它又回来了……”

王小明一听，跌倒在地上。

 

实例3：

张强的工作

 

    张强小时候读书读得不好，长大后总是找不到好工作。但他上有老下有小，必须养家糊口。

    这天，他来到街上，看到了一个招工广告——动物园里要招收工作人员。张强一看，心想这个工作不错，就来到动物园，找到了经理。

    经理看了看张强，对他说：“这是个秘密的工作，还很危险，你一定要想好了再填表！”

    张强也顾不了那么多，填好表格就签了字。

第二天，张强上班了。他按照经理的要求穿上了一身猴子的皮毛，扮成一只猴子。

只见他装成猴子的样子，拿起一根长长的竹竿，走上了一根钢丝——他要为动物园里的游客表演走钢丝！

张强两腿发抖地爬上了高台，摇摇晃晃地踩上了钢丝……他朝底下一看，只见身下是个狮子笼！里面几头巨大的雄狮正张着血盆大口，在寻找食物……

一阵风吹来，张强两腿发软，他闭上了眼睛……下面的观众看见了，不住地高叫：“快走啊——傻猴！快走啊——傻猴！”

张强硬着头皮往前走。突然，又一阵风吹来，张强收不住脚步，掉了下去……

笼子里，一只狮子张开大嘴走来了，又一只大狮子张开大嘴走来了……惊慌失措的张强大声地喊着：“救命啊——救命！”

    最大的狮子走到张强的面前，张大了嘴巴，用爪子打了一下张强的头说：

“笨蛋，你叫什么，再叫连我们也要下岗了！”

 

    看了这些有趣的故事，人人都兴致勃勃，很多有了表达的冲动。这就是作文教学的第一道工序的作用——充分激发学生的思绪。

    第二道工序：纺线

    纺线，就是把从蚕茧中抽的丝，几根扭在一起，形成一根牢固的可以织布的丝线绕到棱子上。在这个过程，我通常是让学生回忆自己经历过的事情，让他们出各种各样的作文题目，并简单地讲讲这些故事。我将他们出的题目一个个地出示在电视机的屏幕上给大家看。一般来说，一次习作要出示十几个这样的题目，甚至更多。

    这些题目经过出题人的讲解，都能牵出一个个故事。这些故事虽然还很简单，但已经理出了头绪。而情景中的学生，在听别人一个一个地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自己的脑海里也往往寻找、梳理故事的线头，牵出一个个自己的故事，并能在大家听、讲的过程中取长补短，丰富自己的想象。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过程所化的时间不能太长。一方面是上课时间不允许，另一方面也没有这个必要。教师在创设的情景中，激活了学生的思绪，激火了他们的表达欲望，就要见好就收，不能让他们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而是及时地掐断他们的话头，鼓励他们用自己的笔写出来。在这种满肚子都是想说的话的情况下，学生往往能快速地进入到自己的写作状态中，一泻千里，欲罢不能。

    开学到现在，一个月不到，我用这种方法让学生写过一次大作文，三四次随笔，已经收集打印了学生习作2万多字。虽然，这些文字的质量不高，但可以说明学生有了写作的积极性。

    第三道工序：织绸

    传统的文章修改由于费时间、反馈长、工作量大等等原因一直没有取得很好的效益。现在，我运用电脑技术，将学生的习作出示在全班同学的面前，鼓励大家一起修改作文，织出美丽的丝绸来。

    这种直观的作文修改法，最大的好处不是十分简便有效地修改学生习作中字词句篇的问题，布局谋篇的构思等，而是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大家看着电视里并不令人满意的句子、片段，都会有一种要把自己的好词好句表达出来的冲动，在大家都想表达的氛围中，往往能碰撞出耀眼的思想火花。如：

 

猪八戒整容（原稿）

林存杰

 

    有一次，猪八戒去了世界上最好的整容院，让沙僧在外面等他。他有两张票，对沙僧说：“这张票，我下次在另一家顶好的整容院在整一个更帅的”，便进去了。沙僧等了好久也不见二哥的影，便自己去那家整容院。八戒成了帅哥，一直欣赏那张酷毙了的那张脸，然后他很有面子的走在大街上闲逛着，忽然看见一个店面上有一张告示：今日晚上开展一个世界舞会，他刚要走开，突然想到自己有一张帅的脸，何必不去请一个美女跳一个舞呢？他便重新回到店门，走了进去，买了一张票，他们说话晚上18点到某某地方。

    便看一下手表，“啊”！17点50了，猪八戒猛奔出去买了一件帅气的衣服穿上，做上租出车，赶忙到了现场，看了一下手表，“啊”天哪！看错了，现在才16点59，没办法，只等了，猪八戒等着等着就睡着了，顺便弄了一下闹钟，突然闹钟声呼地一下响了起来，猪八戒吓了一跳，嘣一声跳了起来，又摔了下去，把长椅给摔碎了。最后邀了一位美女，跳着猪八戒悄悄地美女说：“你猜我以前是谁？猪八戒。”美女说：“二师兄，我是沙僧呀”！

 

猪八戒整容（修改稿）

林存杰

 

    猪八戒从西天取经回来后，终于又得道成仙了。但是，他一直对自己的容貌没有信心，直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光棍一条。

    有一天，顺风耳告诉他：“人间开出了很多整容院，很多丑八怪都变成了帅哥和美女。猪兄，你也去修理修理自己的容貌吧！”

猪八戒听了这个消息，心里非常高兴。他就去找来沙僧，让他做伴，一起来到了人间最好的整容院。

猪八戒让沙僧等在整容院外边，自己走了进去。沙僧等了好久也不见二哥的影子，心想：八戒整成了帅哥，会不会又要闹出什么乱子？

于是，沙僧也走进了整容院，他看见大厅里的一排上躺满了人，靠近自己的那张椅子上坐着一位帅哥，正对着镜子在欣赏自己的面容。沙僧看见这位帅哥边上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猪头，正是八戒的脑袋。他想，镜子前的这位帅哥肯定是二哥了。

沙僧叫了一声“二哥”，镜子前面的帅哥回过头来，一看是沙僧，他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啊哈！沙僧，瞧我现在多帅啊！”就扭动身体，跳起舞来。

沙僧看得眼睛都直了，一直盯着八戒那张酷毙了的帅哥脸看。

这时，猪八戒的手机响了，他接完电话，就对沙僧说：“沙弟，天庭又开舞会了，我得赶快前去，拜拜了……”

猪八戒出了整容院，狂奔到“嫦娥”超市，买了一身帅气的衣服穿上，坐上出租飞碟，直奔天庭。

猪八戒像一位绅士似的，衣冠楚楚地来到了天庭舞会。他一出现在舞池，立刻引起了全场的注目，那个美丽的嫦娥看得双眼都直了……

猪八戒非常激动，刚要前去，就被一位美女拦住了，邀请他跳舞。

猪八戒心想，时间有的是，先跟这位美女跳个舞吧！

于是，猪八戒就跟美女跳起了桑巴舞。一曲结束后，跟八戒跳舞的美女在他耳朵边悄悄地问：

“你猜我以前是谁？猪八戒。”

“不知道，请自报家门吧！”

“二师兄，我是沙僧呀”！

 

大家都知道，好文章是修改出来的。我的作文教学的重头戏放在作文的修改当中，这种在教室里人人参与的作文修改法，往往都能一次成功，很少需要修改第二次的。事实上是，第二次修改也往往激不起大家的兴致，而难以取得好的效果。这种现象也说明了，在写作教学中灵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它需要积极的思维活动，良好的课堂氛围，思想的碰撞等等因素的营造。

最后，需要教师做的，仅仅是再细致地看一边，修正好一些细微的问题再染上一些颜色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314200浙江省平湖市叔同实验小学 蔡卫勤

 

    

 

一个生活贫困的男孩为了积攒学费，挨家挨户地推销商品。开始，他的推销进行得很不顺利。有一个傍晚他已经疲惫万分，饥饿难耐，绝望地想放弃一切。走投无路的他敲开一扇门，希望主人能给他一杯水。开门的是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她笑着递给了他一杯浓浓的热牛奶。男孩和着眼泪把它喝了下去，从此对人生重新鼓起了勇气。

 

许多年后，他成了一位著名的外科大夫。一天，一位病情严重的妇女被转到了那位著名的外科大夫所在的医院。大夫顺利地为妇女做完手术，救了她的命。无意中，大夫发现那位妇女正是多年前在他饥寒交迫时给过他那杯热牛奶的年轻女子！于是，他就决定悄悄地为她做点什么。

 

一直为昂贵的手术费而发愁的那位妇女硬着头皮办理出院手续时，在手术费用单上看到的是这样七个字：手术费：一杯牛奶。

 

每当我和我的学生读到这个的故事的时候，常常能看到孩子们的眼眶中泪水涟涟。

 

知恩图报是人类的一种美德，知恩图报也常常让人感受到人间的美好。但是，最近媒体披露的一则新闻一直令人心潮难平——

 

湖北5名贫困大学生受助不感恩被取消资格

 

受助一年多，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封信，更没有一句感谢的话，襄樊5名受助大学生的冷漠，逐渐让资助者寒心。

 

8月中旬，襄樊市总工会、市女企业家协会联合举行的第九次“金秋助学”活动中，主办方宣布：5名贫困大学生被取消继续受助的资格。

 

去年8月，襄樊市总工会与该市女企业家协会联合开展“金秋助学”活动，19位女企业家与22名贫困大学生结成帮扶对子，承诺4年内每人每年资助1000元至3000元不等。入学前，该市总工会给每名受助大学生及其家长发了一封信，希望他们抽空给资助者写封信，汇报一下学习生活情况。

 

但一年多来，部分受助大学生的表现令人失望，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未给资助者写信，有一名男生倒是给资助者写过一封短信，但信中只是一个劲地强调其家庭如何困难，希望资助者再次慷慨解囊，通篇连个“谢谢”都没说，让资助者心里很不是滋味。

 

今夏，该市总工会再次组织女企业家们捐赠时，部分女企业家表示“不愿再资助无情贫困生”，结果22名贫困大学生中只有17人再度获得资助，共获善款4.5万元。

 

多年来为资助贫困生东奔西走、劳神费力的襄樊市总工会副主席周萍，为此十分尴尬，她感觉部分贫困生心理上“极度自尊又极度自卑”，缺乏一种正确对待他人和社会的“阳光心态”，有的学生竟自以为“成绩好，获资助是理所当然的”，缺乏起码的感恩之心。

                                                         ——楚天都市报

 

“知恩图报”固然是一种人们应有的美德，但“施恩勿念”也是一种慈善的基本态度。襄樊市总工会、市女企业家协会联合举行的第九次“金秋助学”活动中，企业家们的索报行为同样让人感受到了一阵遗憾。

穷人在贫穷的逼迫之下，在这个不太完善的社会里已经没有多少尊严可言了。那几名大学生克服因贫困而造成的种种困境考上大学，唯一能感到尊严的恐怕就是自己优异的成绩吧？如果施助者不顾及他们脆弱的尊严，将施恩演变为一场精神索取，这对于那些贫寒的学生来说，更是一场雪上加霜！

同样，这场资助贫困学子的组织者——襄樊市总工会在未征得受助者的同意下，为了解释终止捐助的行为，将受助人的情况一一披露给媒体，将他们抛露在全社会众目睽睽之下，在客观上已经将对方置于不道德的境地。这种伤害，不仅已经侵犯对方的隐私权，也践踏了这种与此唇齿相依的人格尊严！

在西方，一些资助者为不伤害受助人的尊严是这样巧妙地组织实施的——

故事1：美国纽约的公立学校，数十年来从未因天气原因放过假，不管寒冬酷曙，还是狂风暴雨，当企业或机关因天气原因放假时，学校坚持要求每位学生到学校。有些家长不理解，为什么要求学生不管天气怎样都要到校上课？学校解释：因为还有部分学生，家境贫寒，到学校里来，可以有暖气空调，可享受学校免费提供的午餐，如吃不完，还可带回去当晚餐，学校有校车接送学生，所以不放假。有人提出，那何不让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到学校里来，其他学生可以在家里？校方回答：这是为了保护学生的自尊，如里天气不好时，有钱人家的孩子就可以呆在家里，穷人家的孩子只能到学校里去，会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心。因此，每个学生都必须到学校里去，那怕不上课也呆在学校里。学校认为：施舍是不应让受惠者感觉到自己接受了施舍。

 

故事2：日本在战后困难时期，也有部分学生家境贫困，交不起费用，虽然实行免费教育，但还是有一些诸如校服或课本之类的费用要交。政府规定，家庭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可免交这些费用，但怎么做的呢？学校先把有关的费用，交给学生的家长，让家长给学生带到学校里来，交给学校。这样每个学生都交了费，谁也不知道那个学生是自己交的费，那个学生接受的补助，包括学生自己也不知道，保护了所有的人的尊严。使每个学生都能抬头挺胸，做一个有尊严的人。

 

故事3：一位乞丐在地铁出口卖铅笔，一位商人匆匆而过，向乞丐杯子里投入几枚硬币，但忘了取铅笔。过了一会儿，这位商人返回，取了一枝铅笔，对乞丐说：“对不起，我忘了拿铅笔，因为你我毕竟都是商人。”几年后，这位商人参加一次高级酒会时，一位衣冠楚楚的人士向他致谢，告诉商人说他就是当初卖铅笔的乞丐，他的生活改变，得益于商人的那句话“你我都是商人”，以为在此以前，他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乞丐。

 

故事4：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一位财主看见一个几乎饿昏在自己门前的汉子，于是呼喊儿子，把那汉子扶到屋里，对他说，我可以管你一顿饱饭，但是你吃饱以后，必须帮我把院子里堆放的木材搬运一下。汉子吃饱后，依照财主的意愿，把木材搬运后离开了。财主，见穷汉走远，立即唤儿子一起把木材仍然搬回原地。并对儿子说：你要切记：人，都是上帝的儿女，无论穷富，在人格上都永远是平等的！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你既然要帮助别人，同时也就应该尊重别人的人格。

 

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人的人格都是“平等”的。在这种观念下，谁也没有资格向别人“施舍”，更没有资格向别人索要“感恩”。在我国现阶段，之所以这种暴露在“阳光下”的慈善形式广泛存在，原因之一是缺乏“人人平等”的观念，而索要“感恩”更是一些人追求优越感的心理在作祟。
    爱要平等，爱要谦逊，爱更是一颗平常心，这样的爱才是一种有品格的爱！

 

 

 

回信请寄：314200浙江省平湖市叔同实验小学 蔡卫勤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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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200浙江省平湖市叔同实验小学 蔡卫勤

 

    一年一度的职称评申又到了，又想起了孔夫子申报教师职称的笑话——

              关于孔夫子申报教师职称的九条意见
曲埠孔庙：
　　经我办高级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审议核实，关于孔老夫子申报中学高级教师一事，因其各项条件达不到有关要求，经研究决定，暂不予以受理。特对此决定作以下十点说明：
　　1、无国家承认的学历、学位证书；
　　2、无国家教委颁发的教师资格证书；
　　3、不懂任何一种外国语（如英语、法语、日语、德语等）；
　　4、不会熟练操作使用电子计算机；
　　5、任教学科、学段不够明确；
　　6、经常外出游学，思想散漫，劳动纪律观念不强，教学工作量达不到有关要求；
　　7、没有相应的教学工作计划及教学工作总结，平时教学“述而不作”，教案不够齐全；
　　8、教学效果不够突出，虽有弟子三千，但贤人才七十二人，优秀率仅为2.4%；
　　9、无国家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或学术论文）；
　　思想政治观念不够，传播不健康的思想言论，如“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带有歧视劳动妇女的错误倾向。　　
　　鉴于以上9点，暂不批准孔老夫子申报中学高级教师的要求，望孔老夫子参照以上9条意见，切实加强自身学习，努力提高教学业务水平与思想政治素质，积极创造条件。若条件成熟，再报我办另行审评。
　　　　          　           　鲁国曲阜县人事局
　　　     　　                　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办公室
　　　　                  　           　鲁哀公十年春

读了这则批复，诸公作何思考？现如今，在一年一度以量化考核为主的教师考评中，如孔老夫子这样没有学历、没有证书、不会外语、不懂计算机且思想散漫还传播不健康思想言论等的教师，别说评什么高级教师职称，就是能否顺利通过一年一聘的教师聘任制，也让人怀疑！在权力就是话语权，考分就是命根子的考评环境里，纵使你孔老夫子是“影响人类思想第一人”，也只能做“累累若丧家之犬”！

难道，你孔老夫子不知道“分分分，是老师的命根！”“考考考，是领导的法宝！”在这种一根筋、一根尺考评教师的环境中，你的人格力量有何用处？你的教育思想只能见鬼！

不过，你也不用生气，比你还冤的人多着呢——

如我们学校的金老师，在各种科技项目的比赛中，方圆百里找不到一个对手。他辅导的学生几乎稳拿了市科技小制作、小发明的冠军，他还参与一本机器人教材的编写……但是，像他这样的教师在各项考评中也只能名落孙山。

又如，我校教美术的冯老师，市美术协会的会员，辅导的学生作品不仅仅多次获得国家大奖，不少学生的作品还远赴外国参加展出。在仅凭一张考卷论英雄的考评中，他也只能默默无闻！

……

那么，如何评价教师呢？像我这样没有评价别人资格的小人物，常常做些白日梦。我常想，如果把我们教师的工作比作一场体育竞赛，犹如奥运会的比赛，它的项目要根据全人类的特点来进行设置，那么很多有个性有特长的教师就可以发挥不同的长处了。而现在的考评，把各具特色的教师，拉到同一赛场进行比赛，就像把刘翔、姚明、邓亚平、李宁等各不相同的运动员，拉到同一场地比试一个项目一样荒唐！

   我常想，我们的教师评价一定要根据不同教师的不同特点和各自的特长，像组织奥运比赛那样，开设尽可能多的项目进行比赛。不同的教师根据自己的特长申报适合自己的项目，跟内行比长处。自己没有申报项目的教师也可以参加别人开设的比赛项目。而对于志趣相投的教师还可以合起来组成一个团队，像是申报课题那样组建一个科研小组，一起攻克一个项目……

教师也是一个个独特的人，他们的专业有不同，志趣有差异，方法有高下……惟有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特点设置不同的考核办法，才能让不同的教师在自己的跑道上“更快、更高、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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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与制度——三部有关中学的纪录片  
崔卫平  
　　
    
最近有一本小书在市面上流传，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因为它看上去是那么单薄，区区100来页，有着一个俗气的封面设计，翻翻内容也不得要领，看看目录：“我们的高三——开学、动员、偷闲、动力、差生、受挫、色彩、坚持、冲刺、花儿、轮回”，弄不清楚这是一份关于中学高三年级的“说明书”，还是一份回忆录。书中还配发了一个叫做王锦春老师的访谈录，另有一篇他的文章《高三学生心理过四关》，还有一个叫做周浩的访谈录，此人为南方报业集团21世纪报系记者，也是该书的作者之一。这些乱糟糟的东西放在一起，令人感到不知所云。只是该书封面的右上角两行很小的字透露了其中奥秘——“2006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接着以更小的字表明：“随书附送《高三》纪录片VCD”，嗬，原来如此，有一部纪录片要抵达人们手中。

实际上对于许多人来说，这部纪录片已经不陌生。它曾经在凤凰电视台分五个单元播出过，中央电视台也做过一个简短的版本，自2005年底开始，在国内不少大学有过放映。2006年6月，该片在香港电影节得奖之后，作者曾经工作的单位《南方周末》曾经做过专题报道，其他重要媒体也有跟进。片中的主角王锦春老师在首都机场下飞机时，有人竟然能够将他认出来。总之，这是一部获得不小成功的片子，看起来方方面面都感到比较满意。人们知道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电视奖艾美奖，一位三届艾美奖获得者、美国纪录片导演Bill Einreinhofer也说：“一部如果有人让我推荐一部可以让他们了解当代中国的纪录片，我慎重地提议推荐《高三》，这部片子触及了不少中国基本的生活和社会问题”。

一切仿佛皆大喜欢了，对于导演周浩来说，这些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纪录片得奖对他来说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挽救了他的婚姻，据说他再像那样不务正业地拍下去，他的妻子都不想理他了。没有想到跟着还出了书。据说这本书的印刷资助者将一大半印好的书私自“扣留”下来（这就是它在市面上不容易找的原因），说是要用来赠送给自己的员工，他认为这部记载高三学生如何奋斗高考的纪录电影，是一部多么好的“励志片”啊。

不同的接受渠道是不同的理解。对于一个文本存在歧异的解释，这再正常不过了。但是若是存在完全相反的解释，那就有些不同寻常了。应该说，从纪录片的角度来看，这部片子并无了不起的特色，那是导演的第二部作品，不管从拍摄手法还是剪接组合，都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影片所拍摄的，也是每天大量发生的有关高考的现象。但是问题在于：用肉眼看见的与用影像看见的就是不一样！尤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如果是用肉眼目击的，天长日久，人们会以为那就是一种“自然”，就像每天看见太阳、树叶一样，仿佛生活就是这样；而一旦当它们被拍摄下来，加在“现象”上面“自然”的外衣就可能脱落，露出其极其不自然的底色。不久前周浩、我与一群年轻学生一同观看此片，年轻人有因为片中内容笑得前仰后合的，事后周浩问她们：你们都是过来人，为什么这些东西在现实生活中你们不笑？

在纪录片的历史上，也有过一部内容接近的片子引起了人们完全歧异的解释，那就是怀斯曼的《高中》。费里德里克·怀斯曼是始于六十年代的美国纪录片大导演，被称誉为“真实电影之父”。他工作的特点一是专注于“机构”，观察机构如何运行，其意识形态如何，机构中人们又是如何总在做同样的事情；二是不干预拍摄对象，全片没有访谈，摄影机的位置相当于“墙上的苍蝇”，一声不响地记录眼前的情景。怀斯曼的方式与他本人的背景及拍摄对象密切相关。作为一名律师他同时在大学从事法律教学，五十年代末一次他带领学生参观麻省桥水州立医院，为的是让学生看看他们未来的当事人可能遭遇的下场。当他改行拍电影时则自然想到了拍摄这家医院。影片于1967年上映在纽约电影节上映之后遇到了强烈反弹，其中病人的处境与医生的冷漠引起舆论关注，并于1968年被当地法院判处公开场合禁演。“我不认为桥水是个特别的机构。世界上像这样的地方到处都是”，怀斯曼说。他拍摄了诸如《医院》、《少年法庭》、《军队》、《公共住房》等，《高中》是其代表作之一。

《高中》则集中在作为一所学校如何运作这个焦点上，它将镜头主要给了在机构中有权势的一方——学校的组织者以及教师，给予由他们所控制的各种场所——不同的课堂、不同的老师、学校的集会、讨论等，而基本上不去反映学生的立场，许多镜头是从讲台往下拍摄的，而不是从课堂座位往上看。如果有学生开口说话，那么也是处于与学校的权力关系当中，是做学生的需要得到某些教诲或者指点，而不是学生们自己的生活和感受。事实上这样做非常符合学校的情况，在高高在上的校方看来，学生们的感受和意见是不重要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据怀斯曼后来说，他是很厌烦那所费城的学校的，其教学内容、课程安排非常乏味，教师们在教学生们如何随波逐流。但在片中，他却采取了一种模糊立场，他更宁愿让观众们自己得出结论。因而有一位非常保守的女政治家在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兴奋地跑上前来祝贺他：“祝贺你，怀斯曼先生，你拍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校。你能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学到这个学校一些好的东西和经验吗？”

秉承怀斯曼《高中》精神的是香港纪录片女导演张虹的作品《中学》，周浩声称自己拍摄《高三》是受了张虹作品的启发。社会学背景的张虹也是半道出身做纪录片，2002年完成的《中学》也是她的第二部作品。这部作品以香港两所声誉优良的学校为拍摄对象，张虹本人更是沉默而固执地躲在了摄影机背后。与怀斯曼的做法一样，全片没有人物对着镜头说话，而是继续做他们自己的事情，如同摄影机不在场。不知道是否因为作者本人做过教师，这个片子显得更加温婉、节制，仿佛一份详尽的关于两个学校日常工作的报告，其中还体现了内地学校不具备的某些亮点。

可以感觉得到香港这两所学校仍然拥有基本的教育理念。虽然一般地说亚洲国家或者说整个儒教地区都比较重视升学率，但是学生是否仅仅为考分奔忙、为考分所压倒，这是一个基本分野。比较起来，香港学生的课程仍然比较完整，并且在那些副科科目的课堂上，比如制作标本、音乐、烹调或者缝纫课上面，老师和同学的态度都是认真和诚恳的。“家长会”则采取了工作坊的形式，按照某个主题家长们先参与“游戏”亲身体会，然后互相讨论发表看法，而不是像我们这里坐在自己孩子的座位上被动地听受训斥。必要的时候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在办公室门前点名需要见哪位老师希望得到他/她的帮助。不管这些是否仅仅是一些程序，是作为“机构”内部的例行公事，但显然这个框架比其他框架能够体现更多一些的教育精神。

与大陆学校明显不一样的是，香港这两所学校都非常注意学生的仪表和礼貌，尤其是那所女子中学。说话声音不要太高，不要影响别人，不仅是在校时需要监督检查的内容，而且还当作假期在家的“家庭作业”，返校后老师会询问同学们不在学校的这几天，“是否收声啦？”在办公室的会议上，老师们会仔细讨论有明星来学校义演时，“允许她们疯狂到什么程度？”离开座位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能否允许站起来；如果只能留在自己的座位上，那么是否允许她们跪着？跪到什么程度？是否允许臀部离开座位？还有是否允许她们大声疯狂地叫喊？有人建议不要规定那么具体，只要提醒她们注意礼貌就行了，但又有人反问：“如果她们认为（对明星们的）礼貌就是叫喊、疯狂呢？”当讨论如此详细时，会令人想到

阿尔都塞的解释，包含礼仪在内的纪律教育等都是“软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培养顺从人格、为现有社会提供劳动力再生产的起点。但对于经历了斯文扫地的大陆人来说，礼仪礼貌教育并不显得仅仅是一件坏事。

可以质疑的是两所华人学校主要是以英文上课，包括上面提到的那些副科科目也是。而老师们在办公室里，当他/她们与家长、学生谈话时，以及学生们互相谈话时，用的都是粤语。这就意味着学校课堂上所使用的语言，并不是人们的日常口语。这令人担心运用一种外来语来建立有关这个世界的图景，与人们实际生活的世界是隔膜和脱节的，从中年轻人也没有学会如何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及种种切身感受。这其中有许多历史背景，涉及到曾经作为殖民地一个世纪之久香港如何建立自己文化上的主体性等问题。教育机构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往往最不加掩饰地反映着那个社会的根本问题。

还有一些显然令人不舒服的片断：一位老师甚至用上了“孙子兵法”开导某学生“不应该向老师态度强硬，因为你斗不过他”；一位女同学则态度强硬地坚持那些没有拿到居留权的大陆人应该马上回去，尽管老师再三提醒“他们的权利是被剥夺了”；另一位教师视高中最后阶段不能继续升学的学生为理所当然，认为这是政府的决策而这项决策是无疑是英明的；当一位澳洲教师反复提醒这样做不合适而你们可以提出抗议时，她的脸上表现出非常不屑、傲慢的神情。

怀斯曼的《高中》与张虹的《中学》尽量捕捉学校的方方面面，展示不同的课堂、老师、活动等，而周浩的《高三》则将镜头主要对准一个叫做福建省武平一中2005届高三(7)班这个群体，尤其是这个班的班主任王锦春。应该说，王锦春是一个称职的老师，他有事业心、对学生负责，业务好且懂得学生心理，在现有教育制度的框架之中，他做到了自己所能做，十分难得和可贵。这也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对这部电影不满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个环境这个老师太光明太温馨了，实际情形要比这个严酷黑暗得多。笔者的看法正好相反。正是因为这样一位好老师，一个在各方面几乎无懈可击的老师，才能够将目前教育制度中的问题呈现得更加清楚——如果有问题，并不能够归结到老师身上。观看这样的影片如同观看怀斯曼的《高中》及张虹的《中学》一样，重要的是看其学校系统在日常状态下是如何运作的，而不是为了满足一时一地“暴露”之快。难道我们所需要的仅仅是事实？某种结构本身不是更加触目惊心吗？如果允许按各自本地习惯比如香港多用“教育机构”而自称，而大陆则多用“教育制度”来讨论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下面则可以通过周浩的《高三》，来比较一下作为“机构”与作为“制度”，有哪些不一样的特质。

首先不一样的是，“制度”拥有一个压倒性的目标，一个位于所有其他事情之上的重大事情，其余的一切都要向这个目标看齐，如果不能走在实现这个目标的道路上，那么就需要将它剪除，而剩下来的不管是什么，都要统一到这个目标上去，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因此围绕着这个大目标而进行的，从任何角度看都像是一场“战争”，其中的人们时时刻刻处于某种紧急状态，人人都在这种压倒性的状态下生活。高考对于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来说，就是这样一场战争。王锦春在开学不久进行“动员”时，就明确地说：“四个人考一个人，你要打嬴三个人，你才能考上本二”，为此应该“拿出半条命来”。乍一听，这几乎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想到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在他们成长的最关键时期，首先得经历一场同龄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战斗洗礼，将别人踩下去而自己爬上来，这还是比较可怕的。不管是麻省那所高中的学生，还是香港中学的学生，都不曾被动员起来加入一场打败自己同学的战役。一次班会上为了鼓气，这个高三（7）班的全体同学一起听了齐秦的《北方的狼》这首歌，他们希望自己能够从那匹狼身上吸取力量：由孤独变得冷血。

既然年轻的学生已经成了这场战争的人质，那么这位班主任老师便可以像要求班上的学生那样要求他们的父母：“一定要把孩子明年的升学问题当作一年当中的头等大事来抓，没有什么比你孩子高考更重要的事”。所谓“抓头等大事”，都是这个国家最为熟悉的政治语言。王老师甚至自告奋勇地代理起这些父母的婚姻事务：“千万不要去闹离婚什么的，要夫唱妇随，你要离婚，等你孩子考出去以后再离。”实际上在此后不论什么情况下，不论处理什么事情，比如学生中的恋爱、旷课等等，这位老师都马上熟练地将话题转到高考上面去，一切为高考着想。在这本书里王锦春访谈中，他自己还透露了一件得意之作：恋爱的一对学生中有女生一方不干了，明显影响男生一方的情绪和成绩，王老师则从中做工作，力主一定要求继续将这个恋爱谈下去，为的是不影响男生方高考的情绪和成绩，结果双双都考上了大学。如此产生的问题不仅在于一般所说的“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矛盾，更在于经历过这种倾斜的状态之后，这些年轻人如何回到和建立起自己的日常生活？如何建立起对于这个世界基本的平衡感和分寸感？如何培育起自己生活的根基？在经历过一种极度绝望和孤独之后（俗说高考仿佛从鬼门关里爬出来）是否能够建立起对于生活的基本视野和信心？很有可能，一度被高度控制的心理上的黑暗会将某种阴影拖延很长时间，一度被彻底压倒的经验会伴随终身——不是被他人压倒、就是去压倒别人。很难说，我们这个社会本身很可能从遥远年代的战争中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动不动就以一种准战争的方式处理事情，将牺牲无辜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以说后患无穷。任何牺牲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所有那些被压抑下去的东西，当它们在其他时间其他方式重新出现时，会是扭曲的和膨胀的，甚至可能是报复般的、穷凶极恶的。周浩这个片子的最后版本删去了学生们高考之后在操场上焚书的场景，那种快乐那种兴奋，是他们对自己报复也是对环境报复的开始。

其次不一样的是，“机构”中的人们相对来说比较被动，那些学生们看起来比较消极，比较漫不经心，他们遇到的更多是阿尔都塞表述的令其“屈从”的处境，消耗和磨平年轻人的个性和意志，让他们变得乖顺，在某种意义上“制度”则相反。“制度”激发人，激发人的野心和斗志，想方设法使得人变得很兴奋，始终兴致勃勃，处于一种被调动起来的高昂状态之中。我的一位年轻朋友称那个王老师像个“搞传销的”，说得有点刻薄了，但是他看上去的确是像个永不疲倦的推销员，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滔滔不绝地提供各种“进攻方案”、“口令”、“密电码”以及各种心理按摩。学生们也必须显得个个劲头十足，他们早期晚睡，一遍一遍地做已经会做的题，背诵已经会背的政治条文，还要一遍又一遍地鞭策鼓励自己。贯穿周浩这个片子的是一个女生的独白，从形式上来讲这多少有些矛盾，日记的内在视角与观察的旁观位置形成了对立，但是从内容上来说一点冲突都没有，因为这位女同学所写的是“战地日记”：她一次次鼓励自己不要气馁不要放弃，跌倒了再爬起来，哪里跌倒哪里爬起：“只要你咬紧牙关，闭上眼睛，拼命往前跑，总有一天你会成功的。记住，闭上眼睛，拼命往前。”周浩一次在国外放映时，观众席上有人问他的公司上哪里可以雇到这样的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不兴奋是可耻的，置身其外是不被允许的。片中有两个学生因为在网上做生意时有迟到、旷课、缺考行为，则被认为是麻烦制造者。而他们自己也都希望上大学，他们不会说干脆放弃这个愿望，这场战争就不打了。

用哈维尔的话来说，人人都在卷入这个制度，不同的人只是卷入的程度不一样。——不，岂知是卷入，而且是“投入”，只是好同学与差同学、同学与老师、学生与家长各自投入的程度和方式不一样。是什么力量能够如此这般将所有的人发动起来？作为“制度”到底有什么奥秘能够激发这样的能量？其实很简单，它所使用的是“利益语言”。它对学生及家长说这是你们的“切身利益”，是你们自己的终生大事；对老师说考上多少重点大学你们会得到多少奖励，王老师坦言在武平县官员的平均年薪一万多的情况下，他本人弄得好一个学年下来可以有八千块钱奖金。于是，制度的目标就和个人的目标结合了起来，制度将自己弄成正好代表着个人的利益要求，提供了各自利益实现的天地。这表面上听上去振振有辞，但是人们忘记了一个前提：一个人是不能简单地缩减为他的利益存在的，尤其是一个年轻人是不能够过早地被缩减为他/她的生存压力，好像除此而外别无其他。就像物理学不能减缩为学物理，数学不能减缩为学数学。否则，就是对这个学科以及对学习这个学科的人的侮辱。

当人们的利益被充分“照顾”到了的时候，一个抽空和注满的过程就这样产生出来。既然制度实现了他们的要求，他们也应该满足制度的要求：年轻学生心甘情愿地愿做一颗考试的螺丝钉，在考试制度这部机器里旋转得更好更快。与机构中只是抹杀你的个性不一样的是，制度要求你的效忠，起码表面上要做到如此。早读时同学们如痴如醉般背诵的那些政治条文到底有什么意义？是否能够提供关于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任何实际知识或者理性的眼光？那是不可以讨论的。而将它们不问缘由地吞进去，这是对于制度的回收和回报，反过来，做得好也会转变成对于听话者的高度奖励。因而就有了种种言不由衷的表现，有了各式明显迎合的言词举动。比如课堂上老师在谈完印尼海啸之后，转而问学生：“我们中国也发生一些大型事件，比如非典，从中能够得到什么启发？”一个被叫起来的同学很快脱口而出：“这些事情后面不是都解决了吗？说明中国政府有能力集中力量去办大事，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她无懈可击的回答引起了课堂上一阵哄笑，当然不是嘲笑这位同学，而是嘲笑需要这种千篇一律答案的人。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高考制度就是奖励这种迎合者，而将那些不懂得或者不愿意迎合的人淘汰出去。总有人被淘汰出去，于是总有人打破头要进来。由教育制度体现出来的这种情况，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这种制度并非高不可攀，外人者进入也并非需要万贯家财，说实话它的门槛并不高，但是最主要的条件是要能够迎合和效忠。笔者十分希望那些喜欢说目前这种高考制度是唯一合理的人们都来看一看这部影片。中国人声称是最聪明的民族，难道就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一定要让我们年轻人、让我们民族的未来，在这种一边是恐惧、绝望、残忍，一边是亢奋、迎合、连根拔起的状态下成长？

另外有一部纪录片是从学生的角度拍摄的，片名《告诉我心中的秘密》，作者为17岁女孩，她手拿摄影机在课堂座位上拍到了年轻人眼中的老师和学校。其中班上的一个女同学对着镜头的质问谁都不能回避——“我们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我们现在应该知道。但是，我们现在的人生观、价值观受到了很大的扭曲。”实际上，不管是“机构”还是“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了一种“无根”的教育，所谓价值观都不同程度地被排除在外，制度的不同在于它同时还深深地扭曲了那些原本是朴素的是非善恶，颠倒了一个甚至没有进过课堂的人都知道的黑白美丑，它的基本面向是反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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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思考：过去的中国大学

谢泳
  
    来源：三十年代大学故事
     研究中国大学教育的人，可能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本世纪初，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大多是一批传统的士子，比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大学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以及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等，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如果仅仅是个别人，也许还是特例，但现代大学教育史向我们显示，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不仅如此，这些现代大学制度的设计者，同时又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比如蔡元培，是留德学生，而蒋梦麟是留美学生。而且，从一开始，他们就居于教育的主导地位，像蔡元培、蒋梦麟都是做过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的人。现代大学的萌芽时期，最需有好的设计者，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幸运。制度的设计在于理念，在于对国家进步的强烈感情，在于对世界文明的诚意。中国早期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们，可以说都是具有这样品格的人。有了这样品格的人，才奠定了好的大学制度，最终才出现了像北大、清华、复旦等一些向当时国际一流大学看齐的大学。
    
    除此之外，1929年7月，国民政府制定的《大学组织法》还明文规定，除国立大学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大学”。尤其重要的是私立大学的概念里包含了外国人和教会可以在中国办大学，这是一种开放的世界眼光。在中国教会大学任教多年的芳威廉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早期由于缺少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任何新事物都难免是舶来品，新式大学显然是外国输入，严格区别于中国的传统教育。”
    
    当时国立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文曾说过：“从全国范围来评论，有些教会大学已处于中国最好与最有效率的大学之列。而且，由于他们兴办得较早，所以他们就有更大的影响与更多的优势。”
    
    对于这些大学，教育部一视同仁。而且对于办得好的私立大学，中央和省市政府都要拨款补助，或者由教育部转商各庚款教育基金委员会拨款补助。在待遇上各种形式的大学地位是平等的。《大学组织法》还明文规定：大学校长不得由官员兼任。“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在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者的理念中，教育独立的观念可以说深入人心。
    
    1937年，胡适在庐山谈话中也多次强调，官员不能兼任公私立学校校长或董事长。1945年，蒋梦麟做了行政院秘书长后，他的北大朋友就劝他必须辞掉北大校长一职，他们认为，大学校长决不能由官员兼任。此外，当时十分强调私立大学与国立大学的平等地位，事实上做没做到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办大学的人应有这样的理念。中国是一个具有非常优良教育传统的国家，从古代的私人讲学到现代的私立大学，都可以举出无数的实例。从私立大学到民间教育家，本来就有一脉相承的传统，只是后来中断了，不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办好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等，在当年都是堪与国立大学比肩的私立大学，其校长张伯苓、林文庆、马相伯、张寿镛，个个称得上一代教育宗师。
    
    胡适在《谈谈大学》的演讲中曾说过：“记得二十余年前，中日战事没有发生时，从北平到广东，从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学，当时每一个大学的师生都在埋头研究，假如没有日本的侵略，敢说我国在今日世界的学术境域中，一定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可惜过去的一点传统现在全毁了。”
    
    对今天的人来说，那个年代已成历史。我们只能回望，从前辈学人留下的点滴文字中，感受那个年代的大学，以及那个年代的教授。
    
    自由流动的教授
    
    过去的教授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所谓自由流动，是指大学校长有聘任教授的自主性，而教授也有自己选择大学的自由。自由流动其实就是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的具体化。由于过去的教授社会地位较高，经济上相对也有保障，这使自由流动成为教授生活的一种常态，就是说，过去的教授一般不会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大学里混下去，特别是年轻教授，他们的流动性是很大的。
    
    流动本身是一种双向选择的机制，教授在选大学，大学也在选教授，教授最终固定下来的大学，通常就是他们比较满意的大学。这种自由流动的机制，对于展示一个人的才华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对教授保持学术活力有促进作用。
    
    1932 年，杨树达在清华执教，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是刘文典，因为有人说了杨树达的闲话，他就决定离开清华。杨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件事：“十一日。书与系主任刘叔雅（文典），告以下年不愿受清华之聘。廿二日。文学院院长冯芝生（友兰）来，言见余与叔雅书，有辞职之说，务请打消此意云云。余答言：‘闻学校有人与余为难，故有彼信，免使学校为难。余学问佳否，姑可不论，即凭余之努力，学校不应因诸先生无知之言而对余不满。’芝生唯唯而去。二十三日。在清华，刘叔雅来信：学校局面已定，不许余辞职，休假不成问题。此次当教授皆续聘三年，希望假满后仍回学校任教云云。”
    
    像这样的情况在过去的大学里是常见的，是真教授就不愁没有去处。当年鲁迅在中山大学，后因傅斯年又聘了顾颉刚来中大，而鲁迅和顾颉刚有积怨，不愿待在一个学校，所以很快就离开了。由于有自由流动的机制，大学里教授之间的矛盾一般能够减至较低程度。
    
    说痛快话的教授
    
    张东荪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早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当时学校有一个惯例，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对此很反感，有一次忍不住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
    
    西南联大时，国民党当局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罢脱口说道：“扯淡，我就不入。”
    
    过去的大学里，教授对于党派活动一般是比较反感的，这种态度源自西方的大学理念，还不仅是对某一具体党派好坏的评价，而是从根本上反对在大学里进行党派活动，无论是什么样的党派活动，教授们都不赞成。王瑶在《念朱自清先生》一文中说：“他平日并不过问政治，1942年昆明学生发生倒孔运动后，国民党大批拉拢大学教授入党，在1943年5月9日的日记中，曾记载闻一多先生和他商量一同加入国民党，因了他的拒绝，才没有加入。”
    
    张奚若是中国知名的政治学教授，抗战期间，曾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参政会上多次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提出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担任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听得不高兴，打断了张奚若的话。张盛怒之下拂袖离开会场，返回昆明。下次参政会开会时，张奚若收到邀请信和路费后，立即给参政会秘书处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1946年初，在旧政协开会前夕，张奚若应西南联大学生会的邀请，做过一次演讲，开讲之前，他就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
    
    讲课自由的教授
    
    讲课自由是学术自由在大学的一种表现形式。所谓讲课自由，是指大学教授在讲台上有自由传播自己学术观点的权利，也有自由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权利。旧大学里对前一点体现得较好，而对后一点限制颇多。
    
    旧大学从体制上说有一长处，就是在课程设计上留给教授很大的空间，简单说就是那时没有统编教材，在课程设置好大体范围之后，教授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学术专长选择教材。在旧大学里，教授的讲义通常就是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多年积累之后，多数都要出版。旧大学教授的学术成果许多就是由讲义而来的，有些学生记下的课堂笔记，多年以后出版，人们也会当作学术成果看，这是旧大学里的一种传统。由于没有统编教材，教授就必须学有专长，如果随便找一本专著来做自己的讲义，那样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不但同行会看不起，学生也不买账。
    
    没有统编教材，也就没有统一考试，所以旧大学里教授的权力是很大的。比如说，当年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有一次招生出的考试题就是对对子，他出了上联“孙行者”，请考生对出下联。据说当年对出下联“胡适之”的只有一人，即后来成为古汉语专家的周祖谟先生。
    
    史学家李埏回忆，当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开讲前开宗明义：“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这虽然是大师的风格，常人难以企及，但这也从另一面说明，自由授课在当时的大学里是很受推崇的。
    
    教授保护学生
    
    在旧大学里，教授和学生平时也许并不那么亲密，但在遇到大事的时候，学生对教授的态度则是充分信任，而教授对学生也可以说是爱生如子。对于学生的政治兴趣和政治选择，教授一般是有一个态度的，有时教授也会劝劝学生，希望学生能够听他们的话。教授有苦口婆心的时候，也有和学生起冲突的时候，但教授和学生彼此之间的信任，一到关键时刻，便会体现出来。
    
    冯友兰回忆录中，就表达了他很珍惜当年和学生之间的这种情谊。有一次，清华接到当局的一份学生名单，要学校把这些学生交出来。梅贻琦校长立刻召集校务会议，商讨应对办法，决定由教务处通知这些学生，叫他们小心谨慎，尽可能隐蔽起来。当局派部队围住了清华，要逮捕这些学生。刚吃罢晚饭，梅贻琦打电话叫冯友兰去他家开会。冯刚要出门，有两个学生要进来，他就说：“好吧，请进来吧。”
    
    到了梅家以后，才知道大部分学生聚在体育馆内，军警正准备攻打体育馆。梅贻琦说：“看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大事，校务会议的人都不要走，等着随时应付。”
    
    然后梅贻琦就往城里打电话，请求援助。后来找到当时的市长秦德纯，他过去是宋哲元的幕僚，秦找了宋哲元后，军警才撤离了清华。
    
    等冯友兰回到家里，那两个学生也走了。冯后来回忆说：“任载坤（冯夫人）对我说，那两个学生坐在客厅里，在沙发上睡着了，发出很大的鼾声。她听见门外常有人来来往往，怕出危险就把他们叫起来藏在后院厨房里。我也不知道那两个学生是谁。”
    
    当年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说：“我们从梅校长家出来，已将天黑，大家就按校长的话，设法躲避。我自己是躲在叶公超教授家里，像姚依林当时躲在冯友兰教授家里……从这一件事看来，梅校长当时作为国民党政府特任的国立大学校长，能冒着一定风险，如此保护学生，应该说是十分难得的。”
    
    校长保护教授
    
    大学校长以爱护学生和教授为天职，这也是现代大学的理念之一。对旧大学的校长来说，他们决策什么事情，往往先会在思想情感方面和教授学生进行沟通，全然不把大学校长当做一个官员来做。所以每当教授和学生出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责怪教授和学生，而是先去解脱他们，使他们免于任何迫害。
    
    那时的大学校长似乎有一种自觉，凡是教授和学生遇到什么事情时，他们总是把教授和学生放在第一位，这是过去做大学校长的基本行事原则。
    
    当年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都是进步教授，“七七”事变前，他们被捕后，成为当时北平轰动一时的大事。当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文学院院长是胡适，谁都知道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与这些进步教授的看法根本不同，可以说不是一路人。但在他们出事以后，蒋梦麟和胡适却多方奔走，设法营救，直至最后，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三位教授。
    
    史学家张芝联回忆，他当年在上海光华教书时，有一段时间还兼任校长朱经农的英文秘书。1948年3月，有一封南京教育部给朱经农校长的密件，恰好落到张芝联的手中，原文是这样的：“上海光华大学朱经农校长密鉴：据有关机关报称，该校秘书张芝联，秘密领导左倾学生酝酿成立自治会，并借授课时间分析时局，攻击本党且煽动学生退出本党等情，希查明具报为要。”
    
    张芝联看完后大吃一惊，立即去找朱校长。朱经农看完密件后安慰张芝联说：“不要紧，我去南京向部里说明，不必担心。”
    
    教授帮学生翻译论文
    
    费孝通晚年常常念及他当年在西南联大和几个学生一起做研究的情形，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研究群体：魁阁。
    
    那时费孝通是这个集体中的领导，他的几个学生如史国衡、张子毅、胡庆均等人，在费先生的领导下，都非常努力，做出了许多学术成果，如史国衡的《China Enters her Machine Age》，以及张子毅的《Earthbound China》（与费孝通合著）。这些学术成果在当时很有影响。
    
    1943年，费孝通到美国后，亲自将自己学生的研究成果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当时费先生也只不过30出头，做这样的事当然是需要一点胸怀和境界的。
    
    王淦昌先生回忆他当年在清华的学生生活时，也说到过这样一件事：“1930年我考进德国柏林大学做研究生，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我上面说的那篇论文被翻译成英文发表在清华大学论文集第一期上，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使我非常惊讶，十分感激。吴教授对他学生做的事就像他自己做的事那样认真，竟亲自翻译并送去发表。它又是一股无形的动力，激励着我在柏林大学认真做研究。”
    
    王淦昌提到的教授，便是当时清华物理系的吴有训先生。
    
    教授学生都犯上
    
    “五四”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时代。当年的“五四”人物，虽然最终的结局不同，但作为个人，他们的人生都是充实的。“五四”不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事件，对那一代人来说，她是一个精神事件，因为从此以后，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过去的知识分子多数是有“五四”情结的，因为这个运动影响他们太深了。闻一多就曾说过： “《中国之命运》（蒋介石著）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 ‘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那时傅斯年还在北大读书，他们想办一个刊物，就去和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说，陈独秀很爽快地答应了，并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新潮》就这样办起来了。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上，傅斯年就写文章批评了当时北大文科的教授马叙伦。
    
    当时北京大学出版部刚出版了马叙伦的《庄子札记》，傅斯年在他的文章一开始就说：“泛览一周，始觉失望。”然后一一辩驳，毫不留情，在文章的最后说：“先生书中有自居创获之见者，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并指出马叙伦抄袭了胡适的观点。
    
    傅斯年说：“胡先生此讲义印于去冬，马先生《庄子札记》刊于今夏，同教一堂不得云未见。见而不云所自来，似为贤者所不取也。”
    
    紧接这篇文章之后，还是傅斯年，又做了一篇批评文字，这回是批评蒋维乔译的一本书《伦理学讲义》。
    
    傅斯年说蒋维乔译的这本书：“是部无感觉无意义无理性的书。”“我写到这里，忽然觉得错了。他本是自日本陈书里翻译来的，我为何安在他身上！不仍旧是拿‘著作者’待他吗？”
    
    当年《新潮》社出了那么多人物，与那样的时代精神是分不开的。
    
    识大体的教授
    
    读过钱锺书《围城》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教授毛病也很多，有些毛病还是知识分子独有的。
    
    钱锺书还有一部中篇小说《猫》，讽刺当时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笔墨也很辛辣。而这两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以当时的大学教授为原型的，也有研究者指出过其中的人物就是某某。
    
    钱锺书曾在西南联大短期执教，其间不是很愉快。在他的笔下，对大学教授多用了一点讽刺笔墨，是情理中事，也不能说就是丑化知识分子。钱先生只在西南联大待了一个学期就离开了。
    
    刘文典也挖苦过沈从文。据传，有一次躲警报，刘文典见沈从文也跑，就和人说，我跑是怕没人教《庄子》了，学生跑是为了将来，他沈从文跑什么。刘文典是古典文学专家，看不起新文学，才出此言。
    
    然而总体上观察，过去的教授还是识大体的，尽管他们也有许多毛病，但在大事面前一般多不糊涂，大多能避开私利，从大局着眼。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说过这样一件事：
    
    一天，北大校长蒋梦麟，从昆明到了当时还设在蒙自的西南联大文学院。晚上北大师生聚会欢迎，钱穆也去了。许多教授连续登台发言，说了联大的种种不公平。当时南开校长张伯苓和北大校长蒋梦麟都在重庆，不常来昆明，只有清华校长梅贻琦常住昆明，所派各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所偏。比如文学院院长就长期由清华冯友兰连任，北大教授很不满意，一时群议分校，争主独立。钱穆听了就起立发言：“此乃何时，他日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何发言。”
    
    钱穆说完，蒋梦麟立即起来插话：“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问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教授们便都不说话了。
    
    教授不以政治衡人
    
    旧大学里教授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但总体说来，还是人情味较浓的。那时对于多数教授来说，评价一个教授的好坏并不因他的政治观点而有偏见。将一个人的为人处世和他的政治活动分而论之，是文明程度较高的体现。
    
    杨树达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到过他和陈独秀的一点关系。他说：“从清华入城，车中遇邓叔存（以蛰）。告余云，陈独秀在狱中，专治文字音韵之学。今日正以陈缄嘱，入城购余所辑《古声韵讨论集》云。余因邀叔存来余寓，以《清华学报》所载余说字之文单印本二册，一、《形声字声中有义证》，一、《释》以下十一篇，交叔存，请其转致。余与陈君不相识，惟曾见其著一说字谊之书，颇便初学。文学革命时，陈、胡并称，然陈之小学知识在胡适等人之上也。”
    
    遥想当年，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是何等生气，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后来的道路十分曲折。邓叔存、杨树达都是对政治兴趣不大的人，但他们并不因此而反对别的教授对政治有热情，这也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陈在狱中研究文字学，很得到他当年教授朋友的帮助，其中就有他不相识的杨树达。教授和当时知名的政治犯往来，也很自然，这和陈独秀当时的社会声望有关，但也与当时教授之间形成的不以政治论成败的做人准则有关。在旧大学里这是为教授们所默认的一种行事原则。
    
    校风的熏育与传承
    
    我们现在从许多人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尽管教授之间难免也有矛盾，但从整体上说，还是融洽的。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记下了很多教授之间发生的故事。
    
    李埏回忆他在西南联大时的生活，对联大的学风非常怀念。他说那里的门户之见、文人相轻的陋习是比较少的。这个大学，像不择细流的湖海一样，把许多的专家学者汇集在一起。一位教授，在他研究的那个学术领域内，可能是不容争辩的权威，但在那个领域之外，还有很多领域，很多权威。对那许多领域，即使是最渊博的学者，也总有许多不是他专长的，那成百上千的选修课，个人所能开出的不过数门，这就不能骄人了。
    
    李埏说他在联大时，常常听到一些他很心服的老师谦逊地说，自己对某方面所知甚少，某个问题最好向某位教授去求教，这种态度对他有很深的教育。他还经常看到已经颇负盛名的教授，到其他教授的讲堂里，和学生们同坐在下面一同听课。比如沈有鼎先生就经常去听别的先生的课，这在联大也是一种风气。教授之间的这种风气，也影响了他们的学生。
    
    王浩把他在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时光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王浩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世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
    
    西南联大的校风，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教授和学生对中西文化优长的完美融合，这种融合是在自觉状态下完成的。一位联大的学生回忆说，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曾说，杨振声先生讲小说必称沈从文，讲戏剧必称丁西林。这话在国文课上只证实了一半，为什么联大国文课本中没有选沈从文的小说呢？据说，当年讨论篇目时，规定过一个原则，凡是本校同仁的作品，一律不予入选。这么一来，就连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也没有机会在国文课本中露面了。
    
    姜亮夫回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生活时说：“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生，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
    
    郑敏曾在西南联大哲学系读书，她这样回忆冯友兰：“一位留有长髯的长者，穿着灰蓝色的长袍，走在昆明西南联大校舍的土径上，两侧都是一排排铁皮顶，有窗无玻璃的平房，时间约在1942年……正在这时，从垂直的另一条小径走来一位身材高高的，戴着一副墨镜，将风衣搭在肩上，穿着西裤衬衫的学者。只听那位学者问道：‘芝生（友兰）到什么境界了？’于是两位教授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这是郑敏笔下的冯友兰和金岳霖。郑敏说，当时“每位教授走在那狭小的昆明石板小径上，都像是沉浸在自己的学术思考中”。
    
    殷海光1938年入西南联大，后又进入清华研究院。当年曾受到过金岳霖先生的赏识。他回顾自己的一生，除了受“五四”的影响外，就是西南联大的熏育。他在给林毓生的信中说：“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殷海光是金岳霖的弟子，余英时是钱穆的弟子，钱穆当年也曾在西南联大待过一段。殷海光、余英时后来都成为港台乃至国际有影响的知名学者，而当下，内地（大陆）这样有影响的学术传人谁人堪当呢？